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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
推荐给好友】 【字体: 】 【打印】 【关闭】 作者: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内容提要〕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确立了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方承担的举证责任制度,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疑罪从无原则。但是,我国的无罪推定原则并未引申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相反,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沉默权,而是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负有“如实供述”的义务。尽管立法者本意是要求犯罪嫌疑人向侦查人员如实地作出有罪的供述和无罪的辩解,但是,这里的“如实供述”往往演化为犯罪嫌疑人对犯罪事实的“如实供述”。这显然违背了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致使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并非完整意义上的无罪推定。

一场车祸   三条人命
2004年8月18日18时20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五一支公司(下称保险公司)承保的车辆闽AY0776号大客车在宁化县省道205线某处与陈某驾驶的无牌摩托车发生碰撞交通事故,造成陈某及摩托车上的另外两名乘坐人员当场死亡。该起事故业经宁化县交警大队认定,闽AY0776号车驾驶员和陈某负同等责任。
事后,在宁化县人民法院的组织下,闽AY0776号车主福建省汽车运输总公司(下称运输公司)与两位摩托车乘坐人员的继承人达成调解协议。但摩托车驾驶人陈某一方未能调解结案。
2004年10月8日,陈某的继承人周某等人以闽AY0776号车驾驶员、车主运输公司以及保险公司为被告向宁化县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诉讼请求:要求判决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赔偿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损失计人民币134776元;驾驶人及车主运输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本案中,保险公司承保闽AY0776号的保单于2003年10月13日签发,第三者责任险限额为人民币50万元。
本案是福建省第一例直接起诉保险公司要求支付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金的案件。由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道路交通事故当事方的归责原则规定对原《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相应规定作了重大改变。自从其实施以后,各界对该法第七十六条的含义有着不同的解释,各方争执不休。加上本案的保险单在该法实施之前已签发成立。如果按照新法规定承担责任,则对保险公司明显不公。因此,保险公司上至省公司对本案予以了高度重视。
新旧法例   错综复杂
应该说明,题述的“法”应指广义的法律,而“例”则是指通例,也有案例之意,并非指条例。
众所周知,我国自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制度实施以来,所有保险事故的理赔、赔偿程序都是统一的,即由被保险人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向受害人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后,再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尽管《保险法》早就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但这条法律的“授权性”立法含义也不言而喻,即授予保险公司有直接向第三人支付赔偿金,进而对抗被保险人的权利,并非赋予保险公司直接向第三人赔偿之义务。
2004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与上述“第三者责任保险”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合同约定完全不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笔者认为,这一法律条文关于“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立法含义是相当明确的,即确立了保险公司的直接给付义务,相应也赋予了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然而,含糊的规定在于该法的第十七条:“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该条款作为国家实施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直接依据也是明确的,而含糊之处在于“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加上国务院的相应规定在《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实施之后迟迟未能出台。因此,在“国务院具体办法出台之前,我国是否存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的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这一问题上,百家争鸣,似是而非,导致司法实践极度混乱。另外,对于当事人2004年5月1日之前订立的保险合同所规定的“第三者责任保险”是否能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关于“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相关规定,更是众说纷纭,难以定论。
为解决上述问题,国家保监委2004年4月26日颁布保监发〔2004〕39号《关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目前,我国近24个省市已经通过地方性行政法规形式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实行了强制,自5月1日《道交法》正式实施起,统一的强制三者险制度将在全国范围内予以推行。为积极落实《道交法》精神,实现《道交法》实施后与《条例》出台前各项改革工作的顺利衔接,5月1日起,各财产保险公司暂时按照各地现行做法,采用公司现有三者险条款来履行《道交法》中强制三者险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待《条例》正式出台后,再根据相关规定进行调整,统一在全国实施。……”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也于2004年6月4日颁布法研〔2004〕81号《批复》:合同法第4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合同法本条所确定的自愿原则是合同法中一项基本原则,应当适用于保险合同的订立。《保险法》第4条也规定,从事保险活动必须遵循自愿原则。因此,投保人与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有关“保险人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以及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单载明的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约定只是保险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的计算方法,而不是强制执行的标准,它不因《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失效而无效。我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后,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既可以继续履行2004年5月1日前签订的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也可以经协商依法变更保险合同。
但是上述法律文件的颁布并没有消除司法实践中的尴尬,甚至在一定程度增加了司法实践中的混乱。
2004年9月,也就是本案开庭前夕,广东省东莞法院对类似案件作出判决:保险公司应当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承担责任。该案是有报道可查的全国第一例判决保险公司直接承担给付责任的案件。随后南京、浙江的地方法院也作出了类似判决。
2005年2月7日,四川省双流县人民法院在类似案件中作出了与上述案件截然相反的判决。同样,在中国法院网2004年4月12日公布的由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一法官撰写的案例中(应该是该院作出的),也判决保险公司不直接承担责任。
上述不同判决的案例均在《人民法院报》及中国法院网有报道记载。截止目前,法院方面均未对外发表对此问题的看法。当然也没有采取相应措施维护社会主义司法的统一性、严肃性。
争议焦点   似是而非
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接受保险公司的委托后,指派笔者作为其诉讼代理人,参加本案的诉讼活动。
在我们刚刚接受委托之际,广东东莞市人民法院即对类似案件作出了判决:保险公司承担直接赔付责任。多家媒体对该案作了新闻报道。笔者从网上找到一篇相对较详细的报道并从中得知,在该案中,保险公司的答辩观点主要集中在其与被保险人是商业保险合同关系,不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关系,因此不能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承担责任。而法院的判决理由或者说是主要法律依据是《保险法》第五十条关于保险公司可以向第三人直接支付赔款的规定。
2004年10月27日,我们如期参加本案的开庭。
宁化县人民法院虽然作为山区基层人民法院,但也审理过多起在省内具有相当影响的案件。该案的主审陈法官也对本案相当重视。他也关注到广东东莞法院的相关案例,并在开庭前与笔者交换了意见。由于受害人一方并没有委托律师参与诉讼,因此,庭审没有因为本案案情之特殊以及系福建省首例等原因而变得激烈。而笔者也不是以驳倒对方当事人的观点为目的,而是以驳倒现有案例和法官由于既有案例而产生的定性思维为目的,认真、详细地发表了代理意见。
首先,我们提出了反驳东莞法院判决依据的观点:《保险法》第五十条是这样规定的:“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由于该条文采用“可以”两字,显而易见,该法律条文是“授权性”的法律条文(即授予当事人之行为的权利),并非“赋予义务性”的法律条文。也就是说,该法律条文是授予保险公司有直接向受害人支付赔偿金的权利,并非赋予保险公司向受害人直接赔偿之义务。
其次,我们提出了本案被保险人所投保的“第三者责任保险”是2004年5月1日之前投保的,并非2004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的“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观点。我们引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关于“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的法律条文,认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和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制度的实施时间应当以国务院根据此条法律授权所制定的具体实施办法中的具体规定为准。并强调在有“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的条件下,那些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后,我国自然而然就有“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观点毫无道理,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上述观点,笔者还就“第三者责任保险”与“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之间在理赔程序、投保要求、保险条款要求以及设立法律依据、法律性质等方面的区别作了说明。同时还提出:2004年5月1日之前,政府部门虽有“强制机动车投保第三者责任保险”,但这种政策下的保险是属于“第三者责任保险”,并非是“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是强制投保一般保险的意思,与投保强制险种有着本质区别。因为在这种保险条件之下,保险公司都是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而并非法律的强行性规定,对被保险人的事故进行理赔并承担责任的。
此外,我们还提出《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颁布并不能产生直接变更当事人签订的保险合同内容的法律效力。并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也于2004年6月4日颁布法研〔2004〕81号《批复》的精神作为此一观点的依据。
在提出上述意见的基础上,笔者最后提出,本案的保险合同是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其关于赔偿程序、要求、标准、免赔率等约定没有违反法律(包括保险合同成立后实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因此,该保险合同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为了说明保险合同没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应规定,笔者还进一步提出:保险公司原开设的“第三者责任保险”与《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不是“水”与“火”的关系,它们是可以并存的。也就是说,在日后国务院相应的“具体办法”颁布实施,我国真正建立“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如自愿投保了“第三者责任保险”,并不免除其应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投保“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义务。相应地,被保险人在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投保了“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情况下,为了防止超出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部分的赔偿风险,其也可以加保“第三者责任保险”,以作补充。
所幸,审理案件的合议庭成员并没有因为案件目前已有判例在先,而认为我们的庭审发言多此一举,过于啰嗦,而制止或限时我们的发言。主审陈法官还于庭后对我们的庭审观点表示予以重视,同时也表示,该案一般要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庭审后回到省城福州不久,笔者又接受了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的委托,承办在福州仓山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个类似案件。而此时南京、浙江等地对保险公司不利的判例先后被媒体报道。笔者也自感责任重大,便提笔就这些判例与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于2004年6月4日颁布法研〔2004〕81号《批复》精神背道而驰的问题,致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建议由最高院采取相应措施,解决此类案件的相关疑难问题,以维护司法统一以及法律之尊严。
2005年1月中旬,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向社会公布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草案)》第四十四条规定:“本条例施行前已经投保商业性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未投保强制保险的,可以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3个月内,将商业保险合同变更为强制保险合同”。该条例虽然截止目前仍尚未通过实施,但这一条文的立法含义显然也验证了我的上述代理观点。
2005年1月26日,宁化县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保险公司直接承担赔偿责任。主要的法律依据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
保险公司接到判决书后,随即向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因该案二审采用书面审理,我们作为二审诉讼代理人及时向二审法院提交了详细的书面代理意见。在二审代理意见中,我们补充了“国务院《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草案)》第四十四条规定可验证我们一审代理意见的正确性”的观点。在中国法院网于2005年2月公布出四川省在类似案例中判决保险公司胜诉的案件后,我们代理人及时用特快专递向二审法院邮寄了相关案例材料。
与一审庭审后三个月方作出判决相比,二审法官仅用二十来天即作出了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判决书在理由部分增加引用了国家保监委2004年4月26日颁布保监发〔2004〕39号文件。
这样,福建省首例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直接求偿案的审判一锤定音。在我收到二审判决书时,同事纷纷请求复印。因为在一些地方,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中直接起诉保险公司的案件还根本不被法院受理。
司法尴尬   不该发生
同样的案件,在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公布的案例中,法院判决可谓“百家争鸣”,各说其是,而法院上下对此无动于衷。在维护法律判决权威这样一种法律人应有理念的影响下,我们实在是难以向当事人解释这种司法的尴尬。与其它不少案件由于行政干预、关系等执法环节因素引起司法不公相比,这些道路交通事故纠纷案件中出现司法不公的问题,则是立法偏差所造成的。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颁布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的东西,相应也带来诸多争议。
从地方法规刚出现不过两年多的“撞了白撞”的极端规则,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确定的“违法、过错不担责”的民事责任归责原则,这种现象体现了《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人为本”的立法理念的同时,也折射出我们立法活动中的一些随意性。
相比之下,取消对交警部门责任认定的救济途径,将责任认定排除在行政复议和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似乎又与“以人为本”的立法理念格格不入。据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草案)》的修改情况汇报,取消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目前交警部门担负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重大,人员、资金有限,如果将责任认定归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则交警部门将疲于应诉……。笔者认为,如此一来,导致许多律师在办理交通事故案件中,经常眼巴巴看到当事人在最可能受腐败影响的责任认定环节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却找不到任何有效的救济措施以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法律尊严。
除《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规定,国务院应出台具体办法实施“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而国务院的具体办法却迟迟不出,从而引起司法大乱之外。关于车主在交通事故中应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现行法律也是空白。据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草案)》的修改情况汇报,在《道路交通安全法(草案)》中是有这方面规定的,但有人提出关于民事责任承担的问题应由民事侵权法律来解决,因此,这方面内容在法律通过时被删除。然而相应民事侵权法律显然不可能呼之即出。这直接导致在目前司法实践中,除非车主与驾驶员之间有雇佣关系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决外,其余情况均无法可依,这不可避免形成法律脱节,影响司法形象。
司法是严肃的,不应用“尴尬”作定语。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我们所有法律人在法治的道路上更加努力地上下求索的同时,人们也希望有权部门在立法活动中切实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少一点争权夺利,多一点社会责任。
(作者单位: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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