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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的社会角色定位
发布日期:2006-03-06 信息来源:管理员 作者:
刘翔光
    一、行业纲纪弛懈的律师百态
    十余年前开始的律师体制改革,把律师从国家工作人员系列中剥离出来推向市场,随即颁布的《律师法》把律师界定为“依法取得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并悄然加设了律师取证需经被调查方同意的实质为取消律师主要特殊职权的限制性规定,从此律师业逐步推行产业化经营、企业化管理、商业化操作,国家、社会、律师本体也逐渐认同律师的三产服务业属性,很少有人再认为律师戴有“带刺的王冠”;因而律师从业追求经营效益最大化、唯委托人之命是从、对非法状态的制约作用降低,迅速沦为政治上的“弱势群体”;继而日益泛化的是与其职业法律人身份不相称的过度商业化所带来的自控乏力综合症,最常见的为:
    1、纪律责任缺位
    有相当多的律师工作日趋随意,严谨守规意识淡薄。有的明知当事人的要求或者委托的事务不合法,仍予以办理;有的为迎合当事人,把从国家机关获得的资料不加区分地直接转交委托人。如有的律师把从工商机关取到的对方当事人的企业档案随意扩散,而档案中有些资料很可能涉及企业的商业秘密;有的甚至习惯于将刑事案卷复印一套给被告人亲属,导致刑事诉讼证据在庭审前已变相公开,证人也是过早暴露,有关部门对此已屡示不满,而律师执业纪律规范对此或无明确的禁止性规定,或处罚力度根本不足以遏制此类现象的发生。
    2、法治精神迷失
    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宣传法律文化,唤起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可是有的律师却反其道而行之。某都市律师曾这样接待一外埠刑事被告人亲属:先是嘱咐当事人千万不要如实供述,不然就会“坦白从宽、牢底坐穿”;再就是主张不要聘请外省律师,因为“都市的法官看不起外省律师”;接着推荐他自己承办该案,并翘着拇指反复强调自己是主任律师、办过轰动全国的大案,有很多同学在法院;最后出示一份标着天价的刑事辩护收费标准文件,在被一再追问下承认是其律师所自制的文件,同时声明可以大幅度打折优惠……。我相信很多人对上述情景可能都会有似曾相识之感,如果对照人们对律师操守的期待和要求以及相关纪律,该律师的一番表演同时触犯了几条执业禁忌?“以法为业,以律为业”者尚且如此市侩,而认同委托了这种律师的当事人还会相信或者说还会去追求法律的公平、社会的正义吗?
    3、职业诚信低劣
    有的律师在庭上作虚假陈述信誓旦旦、隐瞒事实振振有词,在庭下主动为当事人出谋划策甚至亲自动笔制作伪证,其介入诉讼的效果不是协助法庭查清事实,而是给发现客观真实、准确认定案情增加难度;他们凭借谙熟司法软肋的知识和阅历优势,敢于跨越当事人还心怀顾虑的法律和道德底线,把纠纷搅得异常复杂和棘手,把当事人各方都拖入反复缠讼的泥潭,而有关部门至今尚未对此类情形的反复出现设置必要的法律藩篱。
    二、律师角色定位之再矫枉
    人们不会忘记,起源于西方、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律师业,虽然有等价有偿的一面,但从其初具规模的那一天起就属于上层建筑,是国家司法体系的一部分,是国家赖以调节社会关系的一支重要力量。这种属性,我国一位著名改革家在二十多年前就称之为“国家不花钱的经济警察”,而日本学界则表述为“在野法曹”,这两种说法不约而同地揭示了律师在组织结构上游离于国家政权,而在功能作用上又与国家意志密不可分的本质特征,俱言之,即:
    1、律师业应有促进生产力发展之功效
    虽然律师业并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但规范质优的法律服务确能提高社会经济的总体效益。因此,律师工作的终极目标不是自我复制和扩充,而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律师通过帮助市场主体对参与经济运行的合序选择,提高流通领域的安全性和快捷性,降低社会损耗;律师通过帮助经营者完善内部章制建设,使其组织和运作更趋科学合理,从而节约管理成本,实现生产力的进步;律师通过引导委托人寻找正当渠道实现诉求,促使当事人和社会环境达成和谐互利;律师通过建议国家机关依法办事,以维护社会机体的健康循环。如果律师起到的不是上述作用,那就丧失了其存在的社会价值。
    2、律师的执业权利大于委托人的授权
    委托人的授权是律师介入法律事务的主体资格依据,律师活动在实体和程序的广度上不能超越当事人授权范围,但在纵深上大于当事人的活动空间: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可以查阅复制所承办案件的证据、可以进行调查取证、可以与司法人员公开接触讨论案情。这些委托人不完全具有的权利,实质上就是法律赋予律师的执业特权,这是律师肩负的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人权的职责所必须。
    3、律师是司法机关的外围人员
    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规定,律师职责是“向一切需要他们的人提供法律服务以及与政府和其他机构合作进一步推进正义和公共利益的目标”;德国《联邦律师条例》规定:律师在司法中的地位,是司法独立人员;加拿大出庭律师与初级律师法分别规定:“律师是司法辅助人员”,“每一个获准在最高法院担任初级律师的律师协会会员,均为加拿大自治领地的所有法院的官员”,与此身份相应的,是他们的律师享有的为履行职责所需的充分权利;在庭上对诉讼参与人的盘问权,在庭下对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的依法调查取证权。几乎没有一个法治国家将律师业看作一门生意或一种产业。
    4、律师职能是司法权能的辅助和制衡力量
    许多律师业发育成熟的国家的法律规定:当事人参加诉讼必须聘请律师。这个规定不能理解为是对律师垄断法律服务市场的扶持,而是基于另一个根本性的目的:把大量涉案证据的采集、甄别和筛选工作交由律师去完成,律师根据其专业要求,对诉讼材料的进口负责把关,同时负责劝导当事人保持对法庭陈述和举证的真实性,这样既可减轻审判机关的工作负担,又可制约司法官员的恣意专权,而律师行为的合范性则由严格的行业执纪体系来保证,这是法治国家审判的公平与效率的重要体制因素。
鉴于以上存在,我认为对律师的准确定位应当是“取得执业证书,以依法履行职务的方式为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的社会法律工作者”,以强调其职务行为的法律授权性和准司法人员的特殊身份。
    三、严苛的规则和罚则是构建良序的根本手段
    不少国人很艳羡发达国家高度的社会诚信,认为那是民族素质使然。其实,民族本无优劣之分,只有进化程度的不同。守序的民风是严明的法律文化熏陶教化的结果。欧洲在历史上也经历过中世纪的专制与愚昧,还奴役贩卖过非洲黑人、虐杀过美洲印第安土著。中外历史表明,只有推行合理的赏罚分明的规则,才能构建诚信体系。
由于太多律师有了愧对社会公众信赖的表现,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把律师看作奔走勾兑于豪门市井之间,翻覆其手于字状讼词之上的奸诈之徒。律师的这种委琐形象如果不予重塑,那么其执业活动备受各界抵制和排斥的灾难性后果的出现就是必然的。
律师服务的对价性,并不意味着律师可以根据法律事务的结果与委托人分享利益,因为法律事务的结果包含着社会各界、特别是司法人员的创造性劳动,也体现着法律的价值指向。律师只能就其所付出的时间、精力以及为取得办案所需的知识、经验和技巧所作的先期投入向委托人收取报酬,而这些都已反映在主管机关所制定的律师收费标准中。
作为社会契约秩序的重要构建者、推动者和维护者的律师业,既然是国家调控对象的同时还是国家调控手段,且律师享有普通公民所不具有的执业权利,那律师就理应承担严于普通公民的诚信义务,否则就说不通律师权利渊源的合理性。因此,对律师业建立严格的监管机制,完善和细化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提倡律师之间的互相监督,鼓励赃证俱在的具名投诉,年检注册时对律师操行设置专项考察,随时整肃品行不端者,才能使这支队伍胜任国家赋予的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使命,才能扭转在律师界已露端倪的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流,才能防止律师数量无度增长、社会负效益的执业活动过滥而扰民骚政的局面的出现。
    综上所述,在我国向法治宪政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只有确认律师业在国家调控体系中的应有地位,授予律师必要的执业特权的同时实行严格的执业监控和职业责任,合理限制其商业化倾向,才能使律师业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从而推进社会的民主、法治与文明。
(作者单位:福建正联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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