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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学基本原理在公证实务中的运用
发布日期:2005-09-20 信息来源:管理员 作者:
      一、无罪推定原则的产生和发展
无罪推定或无罪假定原则最早产生于中国上古时期〔1〕。据《尚书》记载,皋陶在与帝舜的对话中已提出“罪疑惟轻”和“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思想。中国古代无罪推定思想强调对于疑罪疑狱应从有利于被告方出发进行判断,罪疑从轻从赦。在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反封建资产阶级运动中,古典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于1764年提出无罪推定的思想理论。贝卡利亚在其所著的《论犯罪和刑罚》一书中提出:“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以前,任何人不能被称为罪犯”。“任何人,当他的罪行没有得到证明的时候,根据法律也应当被看作无罪的人”。当时这一先进思想被欧洲各国普遍接受。187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九条规定:“任何人在未被宣告为犯罪以前应被推定为无罪”。这是世界各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定无罪推定原则。此后,世界上许多国家逐渐接受这一原则,陆续将无罪推定原则以宪法、宪法性文件或刑事诉讼法形式固定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也广泛承认这一原则,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制定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第1款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以前,有权被视为无罪。”1950年《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规定法院在判决时应当遵守“无罪推定”原则。1966年联合国第21届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国已在1998年10月5日签署加入该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4条第二款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
二、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内容
从法律角度看,首先,无罪推定是宪法性原则,带有政治色彩,目的是保障人权〔2〕。其次,无罪推定还是一项重要的诉讼原则,强调被告人在被法院判决有罪以前,必须被当作无罪对待。这是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身自由的非常重要的一项原则。研究当今世界各国刑事诉讼中无罪推定原则,可以看出,无罪推定原则通常包含下列原则:第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第二、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诉方承担,被告人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无罪,也不得强迫被告人证明自己有罪;第三、对被告人有罪的根据有合理怀疑时,应作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当控方举证不能充分证明犯罪事实,对被告人是否有罪存有合理怀疑时,应从有利于被告人出发,认定其无罪;对被告人是否应受处罚存在怀疑时,不予处罚;对被告人应从轻或从重处罚存在怀疑时,从轻处罚。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
沉默权又称不被强迫自证罪权,是指刑事诉讼中,嫌疑人和被告人所享有的,可以对司法人员的讯问保持沉默,而不自证其罪的权利〔3〕。其基本要求:第一、被告人不得被强迫提供证据或作出有罪供述;第二、被告人受到指控时有权不作使自己不利的供述。这一权利从观念上来源于英国法谚:“任何人无义务控告自己”。而制度的起源,可溯及英国17世纪的利尔伯恩案件。利尔伯恩被控走私煽动叛乱,但他否认被指控的犯罪,同时以不自己伤害自己为由,在法院审讯时拒绝宣誓和供述,因此而被法院定罪处刑。英国议会两院均认为对利尔伯恩的判决违法并予撤销,同时禁止在刑事案件中要求被告人宣誓作证。此后,被告人的沉默权成为英国法的原则之一,并于1898年在《刑事证据法》中明确规定了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这一原则被美国法继承,1791年,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第五条规定“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证其罪”,美国还通过案例从程序上保证了沉默权的实现。〔4〕1963年3月3日,美国一男青年米兰达劫持一名18岁女孩,将其强暴后放走,女孩随即报警,警察将米兰达抓获。在警察的讯问下,米兰达写了供述书,承认其劫持该女孩并将其强暴,之后,法院依其供认书认定其犯劫持罪,判监禁30年;犯强奸罪,判监禁20年。米兰达对此判决结果不服,提起上诉,理由是他在写供述书时,警察没有告诉他,供认书将来可能作为对他不利判决的依据。1966年6月13日,联邦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以5比4的表决结果作出一项裁定认为,警察的做法违反了宪法,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宪法权利,最后,米兰达无罪释放。通过这个判例,确定了一项重要的程序规则,即米兰达忠告规则。这条规则是指司法人员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之前应告知:你有权保持沉默,你的供述将来可能成为对你不利判决的依据。加拿大在《权力和自由宪章》第11条规定:“被告人有权在针对自己的刑事指控中不被强迫作证。”日本宪法第38条的规定是:“不得向任何人强行索要对其不利的供述。”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一项规定:“依法他有就指控进行陈述或者对案件不予陈述的权利,并有权随时地,包括在讯问之前,与由他自己选任的辩护人商议。”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14条第1款规定:“被控诉人初次出庭时,预审审判官应当查明他的身份,使他明确知道指控他的每一罪行,还要告知他有不供的自由。”〔5〕法国2000年6月15日第2000-516号关于加强保障无罪推定和被害人权利的法律更加明确规定:警察官有义务告知被拘留人,他有权不回答问其所提的问题。1998年,我国政府签署加入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4条对沉默权作了明确的规定:“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沉默权在刑事诉讼法、宪法、国际公约中的确立,表明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受到应有尊重,具有独立的人格,是刑事诉讼的主体,不是任意被刑讯的刑事诉讼客体。
沉默权存在的合理性,西方司法和学术界大致从三个方面阐述,〔6〕第一、为了维护刑事诉讼对抗制即弹劾制的构架和机能,必须保障被告人作为一方诉讼主体所享有的沉默权;第二、从人道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公共权力强迫被告人承认犯罪,无异于强迫被告人自戴枷锁,属于过于残酷的不人道行为。为了防止这种不人道,应当赋予被告人沉默权;第三、从隐私权和自由意志出发来解释沉默权的合理性。认为公民享有人格尊严及自由,享有个人生活不受外界干涉的权利,而唯有自己才可自由支配处理属于个人生活领域的问题。是否向外界沟通自己的生活内部,属于个人自由,即人格的尊严。而沉默权的确立,可以限制政府窥视个人的精神领域,它体现了对个人人格和每个人有权从事自己的生活的尊重,它也提供给人们在面对刑事指控时的一种自由选择:你可以选择是否协助政府以确定自己有罪。
沉默权的具体内容在美国的“米兰达规则”中有了明确的规定:〔7〕第一、你有保持沉默和拒绝回答问题的权利;第二、你所说的一切都有可能在法院中用来反对你;第三、你有权利在同警察谈话之前会见律师和在现在或将来回答问题时有律师在场;第四、如果你付不起律师费,将免费为你提供一名律师;第五、如果你现在找不到律师,你有权保持沉默,直到你有机会向一位律师询问:第六、既然我已经向你告知了你的权利,那么,你愿意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回答问题吗?在刑事诉讼中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选择沉默的权利,是为了使控辩双方的权利趋于平衡,使处于弱势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避免因为不得不回答来自控方的质问而陷入被迫自证其罪的状态。
在具有强大国家权力的司法机关面前,尤其是嫌疑人被拘禁的情况下,如无必要的制度保障,沉默权势必难以维系。对沉默权的制度保障主要体现在:第一、沉默权的事先告知制度。如未事先告知,所获取的口供可视为违反任意性原则而无效;第二、禁止以刑罚或其他制裁,对被告人课以法律上或事实上的供述义务。例如,在被告人保持沉默时,不得以此为由予以监禁和罚款;第三、侵害沉默权所获取的证据,不具有证明能力;第四、在认定犯罪事实时,不能以被告人沉默的态度作为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否则,会产生间接强迫供述的后果。
沉默权实质上是被告人的防御权,〔8〕或对抗司法权的一种消极方式。尽管它可以防止刑讯逼供,保障人权,但也增加了司法机关收集证据的责任和困难。因此,沉默权也受到一些指责,以英国为例,沉默权越来越受到了限制。英国在1898年的《刑事证据法》就明确规定了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英国法院在刑事审判中基本上都能保证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充分行使保持沉默的权利。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由于爱尔兰共和军实施的恐怖犯罪日益加剧,在强烈要求打击恐怖活动在内的各种犯罪的呼声中,沉默权受到了限制,〔9〕1994年《刑事审判与公共秩序法》颁布时对沉默权的规则作了较大修改,新修改的内容实质在于在一些法定情况下,被告人的沉默可以被用作对他不利的证据,集中体现在《刑事审判与公共秩序法》第34、35、36、37条的规定之中。对沉默权的限制有如下内容:第一、警方在侦查过程中想了解的事实,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用沉默权为自己辩护,则法官和陪审团可就此作出对其不利的结论。第二、在庭审过程中,如果因为被告人的沉默使得法庭无法及时对案件作出判断,那么,法官、警方和检控方都可以提请陪审团作出对被告人不利的推论。第三、如果案件的物证出现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上、衣服上,那么,不论其是否行使沉默权,都可以作出对其不利的裁决。第四、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案发时间恰巧出现在案发现场,则无论其是否保持沉默,法官和陪审团都可以作出对其不利的裁决。这种修改只是为方便调查而限制对沉默权的行使,并不意味着剥夺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沉默权,只是防止沉默权过分行使所产生的消极后果。同时,弄清案件的实际情况,既是维护社会和被害人利益的需要,也是保护无辜的需要。但是从限制沉默权的立法实施的情况看,并无导致增加供认和定罪并导致犯罪减少的明显例证。
(二)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规则
所谓“证明责任”,是指提出诉讼主张一方所负担的提出证据、证明该主张成立的法律责任。一般来说,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需将其主张证明到法定的证明程度,否则,该方就要承担其主张不成立的法律后果。〔10〕这是古罗马法以来一直存在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理所推导出来的基本结论。
在英美法系证据法理论中,证明责任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某一方当事人承担的证明某一争议事实存在或不存在的责任,即“法定证明负担”或“说服负担”;二是某一方当事人承担的提出证据,从而足以使事实裁判者对某一争议事项加以考虑的责任,即“举证负担”或“提出证据推进诉讼的负担”。承担“说服责任”的一方究竟是否达到了法定的证明标准,要由作为事实裁判者的陪审团来决定。而承担“举证负担”的一方是否成功地将自己提出的争议事项列入陪审团的考虑之列,则要由法官作出决定。在大陆法系证据法理论中,证明责任是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的结合。行为责任主要解决在诉讼中由谁负责提供证据来证明的问题。结果责任的含义是:一方面,如果证明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要求该怎么处理;另一方面,如果事实处于是非不清的情况下怎么办。
根据无罪推定原则,被告人无需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因为这种法律上设置的不确定的推定本身,已经免除了被告人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裁判者要作出被告人有罪的裁判,就必须确信有足够的证据推翻这一法律上的推定。由此,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只能是控诉机关,控诉机关必须用确实充分的证据来支持其对被告人的指控,并且,其证明必须达到法定的最高标准。而被告人不负有举证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该原则的核心理念就是要求控诉机关证实被告人有罪而提供的证据必须超出合理怀疑的程度,控诉机关不能通过法定的犯罪推定降低证据的标准。
无罪推定原则虽然确定了控方负举证责任,免除了被告人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但是举证责任仍然有例外,如要证明被告人正当防卫、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未达法定责任年龄、不在犯罪现场等实体性抗辩理由的成立,也必须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如此,对于控辩双方来说,如果要证明对方提出的某一证据不具有证明能力,并要求法庭排除其可采性,也要承担举证责任。与“说服责任”不同的是,以上举证责任都不需要达到法定最高的证明标准,只需达到高度的可能性即可。在这种证明达到高度的可能性之后,否定有关主张成立的责任就转移到对方。
(三)“疑罪从无”规则
所谓“疑罪”,是指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足,即:既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两难情况下,该规则强调证明有罪的责任应由控诉机关来承担,控诉机关必须收集到确实充分的证据以证明犯罪,如果不能证实犯罪或者依据收集到的证据定罪存在异议,则应作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解释和处理,罪轻罪重不能确定时,应定轻罪,有罪无罪不能确定时,应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
三、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
关于无罪推定原则是否适用于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从无罪推定的阶级性到是否适用于大陆,讨论了几十年,没个定论。1996年3月1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八届四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增补了第12条的规定。该条规定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重大突破,标志着中国大陆刑事诉讼中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内容。
(一)我国刑事诉讼中无罪推定原则的内容与缺陷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含义有两个:首先,从法律上确认有权确定被告人有罪的只有人民法院;其次,被告人作为一方诉讼主体,在人民法院判决其有罪之前,法律上不能视其为有罪之人。《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三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即疑罪从无原则。《刑事诉讼法》第129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第14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明确规定了控方的证明责任。
与当今世界大多数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国家相比较,我国无罪推定原则具有了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方承担的举证责任制度,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疑罪从无规则。但是,我国的无罪推定原则并未引申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相反,《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我国刑事诉讼中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沉默权,而是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负有供述义务。无罪推定从法律及理论上看都与沉默权有联系。承认无罪推定,也就承认控方有举证责任,也就承认被告人有沉默权与疑罪从无。因此,我国的无罪推定制度并非完整意义上的无罪推定。
(二)完善无罪推定原则的意义
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人员第一次讯问之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就有权委托律师提供法律帮助。〔11〕但这时接受犯罪嫌疑人的委托参与侦查活动的律师还不具有“辩护人”的地位,其在侦查阶段享有的权利仅限于会见犯罪嫌疑人、了解罪名和案情、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和控告、申请取保候审等,并且,律师参与诉讼活动的范围、会见的时间、地点、场所等还受到法律、司法解释及各种不成文的惯例的严格制约,这就使得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后的律师帮助权大大削弱。另外,由于侦查活动自始至终都由侦查机关主导着,绝大部分的犯罪嫌疑人均处于被羁押状态,同时又承担被迫自证其罪的义务,这使我国刑事诉讼的运作越来越背离立法者的本意。因此,我们必须在无罪推定原则中确立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赋予犯罪嫌疑人对抗侦查机关的权利。笔者认为完善无罪推定原则,确立犯罪嫌疑人沉默权有以下几点意义。
第一、1966年联合国第21届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明文规定“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由于我国已在1998年10月5日签署加入该公约。从履行国际公约义务需要上看,我国应当确立沉默权的法律原则。
第二、沉默权规则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必要补充,实施沉默权是对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中无罪推定原则的完善。
第三、现阶段司法机关权力过于强大而制约不足,公民的权利比较弱小而保护不足,因此从一种宏观的角度审视,通过肯定沉默权来推动程序公正,确系一种必要措施。
第四、沉默权有助于抑制刑讯逼供。〔12〕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8条规定了犯罪嫌疑人有“如实供述”的义务,这往往导致司法人员不愿做深入细致的调查,而是想走捷径,希望从犯罪嫌疑人口里掏出证据或证据线索,再去找证据。基于犯罪嫌疑人有“如实供述”的义务,司法人员在遇到嫌疑人不开口说话时,往往施以刑讯。因此,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一直是禁止刑讯逼供的,但事实却是禁而不止,为此我们迫切需要从诉讼机制上落实严禁刑讯逼供,沉默权制度正是适应这一需要的最佳选择。
第五、沉默权是实现控辩双方地位平等的重要条件。〔13〕诉讼公正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诉讼双方地位平等、力量平衡,然而在实际的刑事诉讼中却不是这样。控诉方拥有强大的国家强制力作后盾,已经享有优于辩护方的地位。沉默权的存在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双方力量不平衡这一事实,但如果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担如实陈述的义务,则势必使辩护方的防御手段更少,使其辩护力量受到削弱,从而使控辩双方的不平衡状态更加严重,也就破坏了诉讼公正。
第六、从人性的角度来谈。如贝卡利亚所言:“要求一个人既是控告者,同时又是被告人,这就是想混淆一切关系。”让一个人自己反对自己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在道德上是扼杀人性的。
第七、沉默权制度的实施可以促使司法机关改变重口供、〔14〕轻证据的落后的侦查思维与技术手段,改变以往在侦查过程中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于固定嫌疑人口供上,忽视对作案现场中实物、痕迹的提取,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
(三)完善无罪推定原则的建议
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思想,是限制政府运用强制手段威胁个人自由、财产等基本权益,保障个人相对于强大的政府的独立、自治的主体地位。虽然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受益者主要是已经进入刑事程序、正在被追究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但它同时也要求阻止政府随意决定开始刑事追究、无根据地决定采取程序外的措施侵犯公民的基本人权。因此,这一原则的确立不仅仅带动了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法治化和民主化,而且对于提高公民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保护个人不受政治权力干预,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遗憾的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如实回答”这种规定是与沉默权背道而驰,当作全面修改。在刑事诉讼中的各个阶段,侦查、起诉、审判阶段应规定沉默权制度。下面我们对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侦查、起诉、审判阶段设定沉默权作一探讨。
在案件侦查阶段:第一,设置沉默权告知程序,在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前,告知他们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第二,在讯问内容上,对侦查人员提出的关于是否有犯罪行为,犯罪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第三,认为侦查人员有逼供、诱供、骗供等行为希望得到律师帮助的,在得到帮助前有权保持沉默。第四,严格限制讯问时间,禁止夜间讯问,讯问时不得随便变换地点,讯问过程应当制作录像。第五,在讯问时,犯罪嫌疑人有权申请律师在场。第六,接受聘请的律师或接受指定的律师在传唤开始时即可会见犯罪嫌疑人,在传唤的第20小时可再次会见犯罪嫌疑人,如犯罪嫌疑人被刑拘,律师会见的次数不受限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无须侦查人员批准,并且侦查人员不得在场,更不得采用监听措施。在危害国家安全、涉黑、涉毒、涉枪和恐怖犯罪中律师应当在刑拘之后24—72小时之内安排会见。
在审查起诉阶段。第一,犯罪嫌疑人有向检察机关陈述辩解的权利,检察机关有义务听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一旦犯罪嫌疑人明确表示沉默,检察机关应立即终止讯问。第二,根据《刑事诉讼法》,律师在开庭前只能查阅、复印检察机关移送法院的主要证据的复印件。如此容易造成庭审中,控辩双方对卷宗材料知情情况不对等,违背诉讼的公正。第三,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律师在调查取证时要经过证人的同意,对被害人进行调查时还要经检察院的批准,违背了诉讼的公正,限制了律师的作用。这就需要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加以解决。
在庭审阶段。在这一阶段应做到:在检察机关宣读起诉书后,由审判长告知被告人享有沉默权,也要同时一并告知被告人有替自己辩解的权利。
在刑事诉讼中确立沉默权的同时,我们还应当从制度上确立证据排除规则,扩大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完善讯问的程序,以保障沉默权实施。
现行宪法已明确要尊重人权,保障人权,而无罪推定原则正是人权保障的基石。新近启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学者们主张在侦查阶段赋予律师的在场权、被告人的沉默权,有望在立法中有所体现,但现实的阻力包括国民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公安司法机关的惯性,却是一堵甚难逾越的高墙。我们在研究无罪推定原则时,既要注意英国法律有关沉默权的阻制,也应当充分考虑其合理性,在刑诉法再修改中引进被告人沉默权,从而使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更科学、更民主、更进步。
注释:
〔1〕杜钢建:《无罪推定与罪行法定》?摇中国法律在线   2002年
〔2〕刘玫:《香港与内地刑事诉讼制度比较研究》?摇P56?摇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
〔3〕翟继光:《沉默权研究》北大法律信息网?摇2002年
〔4〕何家弘:《米兰达后传》   证据学论坛第六卷?摇P5?摇2003年5月
〔5〕赵海峰:《法国刑事诉讼法典重大改革评介》?摇欧洲法通讯第一辑、第二辑?摇北京法律出版社?摇2001年
〔6〕李智雄:《沉默权移植与刑事证明标准》?摇中国法律在线?摇2002年
〔7〕刘玫:《香港与内地刑事诉讼制度比较研究》?摇P67?摇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摇2000年5月
〔8〕江伟:《证据法学》?摇法律出版社?摇P461?摇1999年5月
〔9〕龙宗智:《英国对沉默权制度的改革以及给我们的启示》?摇中国法律在线?摇2002年
〔10〕陈瑞华:《刑事证据规则之初步研究》证据学论坛第六卷?摇P242?摇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3年
〔11〕程荣斌、郝银钟、李洪江:      《1998年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摇法学家   1999年2月
〔12〕何家弘主编:《证据学》?摇P402?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摇2000年
〔13〕郑铭勋:《侦查构造基本问题探究》?摇法学论坛?摇2003年
〔14〕江伟:《证据法学》?摇P458?摇法律出版社?摇1999年5月
本文参考文献:
〔1〕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中外法律总库   光明日报出版社      98版
〔2〕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   中外法律总库   光明日报出版社      98版
〔3〕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中外法律总库   光明日报出版社   98版
     〔4〕《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中外法律总库    光明日报出版社    98版
〔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法律法规汇编P1012—P1051   法律出版社1997年5月
(作者单位:福建宽达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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