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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特稿

本期特稿

关于《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建议
发布日期:2011-11-08 信息来源:管理员 作者:
 作为一名律师,我希望《刑事诉讼法》修改至少应当解决《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的冲突性规定。下文以现行《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之间的冲突为切入点,简要阐述我对《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建议。
      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和《律师法》第三十三条的冲突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
      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
      而《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二者的冲突表现在:
      1.《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而新《律师法》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2.《刑事诉讼法》规定,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而新《律师法》规定无论是否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都不需要经过侦查机关的批准,在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
      显然,随着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理念的日渐成熟,人为地给其中一方设置障碍显然有失公平。刑辩律师在办案过程中倘若须严格受制于控诉机关,那么平等对抗将只是一种奢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控诉机关应当转变办案理念,提高其收集、理解和应用证据的能力,而不是一味地唯口供是从。减少对辩护律师的程序性束缚,对还原案件客观事实,实现案件的公正审判,避免造成更多冤假错案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和《律师法》第三十四条的冲突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
      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
      而《律师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
      二者的冲突表现在:
      1.在审查起诉阶段,《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而新《律师法》规定,律师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在用词上前者用“可以”,后者用“有权”,明显存在不一致;在查阅的内容上,前者规定仅仅限于“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而后者则包括“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阅卷范围上存在明显差异;
      2.在审判阶段,《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而新《律师法》规定,辩护律师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显然,二者在用词上同样存在“可以”与“有权”的差异,在阅卷的范围上则存在是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还是“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的冲突。
      刑事诉讼涉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财产乃至生命权,据此,凡涉及被追诉人的权益均应获得应有尊重。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即意味着追诉人从犯罪嫌疑人身份向被告人角色的转变。若必须等到法院立案,辩护律师才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这对于被追诉人来说显然不公平,目前找不到任何法理来支持这一规定。
      第三,《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与《律师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冲突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而《律师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二者的冲突表现在:
      1.在律师调查取证是否需要经过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同意问题上存在冲突,《刑事诉讼法》规定应当经过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同意,新《律师法》则规定只需要凭律师执业证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即可;
      2.在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是否需要经过双重许可问题上存在冲突。《刑事诉讼法》规定除了需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外,还必须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而新《律师法》没有做这样的限制性规定。
      应该说,作证是一种义务而非权利,根据我国目前社会现状,倘若允许证人在是否作证上享有选择权,那么律师享有调查取证权将形同虚设。刑事案件的特殊性决定审判时需要确定案件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因此,赋予律师实质性的调查取证权,对案件的公正审判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综上所述,建议将《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冲突的部分删除,并以《律师法》之相关规定取代。
      根据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目前人权保障和正当程序原则在刑事辩护领域中仍未获得充分保障。《刑事诉讼法》追求的目标,不应当仅局限在从结果上追诉犯罪,更应建立起这样一种制度,让所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能获得及时救济;让所有的律师能够积极投身刑辩领域;让所有的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能够降低违法侦办的冲动。
      不可否认,任何事物的变革都应当遵循一定的规律,《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亦不外乎。虽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无论在价值理念还是具体操作条款的规定上都存在不小缺陷,但是,所有刑事律师至少针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抱有一个最低限度期待,那就是至少应当与《律师法》做好衔接。如此,则能减少实践中办理刑事案件的不必要阻碍,提高律师的办案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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