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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特稿

本期特稿

前瞻2010年海峡法学论坛
发布日期:2010-09-01 信息来源:管理员 作者:
2010年度的海峡法学论坛将于8月18日至19日在福建省会城市福州举办。本届海峡法学论坛的主题为:“民生与法制: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比较研究”。子议题有:“劳动合同法律制度比较研究”、“促进就业法律制度比较研究”、“社会保险法律制度比较研究”、“法制海西:两岸法学界论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届时来自两岸四地的实务界精英和学术界知名人士将共聚闽都,就劳动与社会保障法领域前沿问题进行高水平的理论与实务交流,这是一次关注民生、关注劳动者权益保护、关注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盛会。
    法治国家的目的一是实现社会正义,即扶助弱者、抑制强者,对社会不平等进行调节,使每一公民能获得相当水准的经济和文化生活能力;二是提升公共福利,即为社会公众谋取最大物质的乃至精神上的利益。因此,最核心的理念是国家权力对公民生存权及享受健康文化生活的权利进行积极保护。
    我国劳动法学的研究是建立在劳动关系社会从属性认识基础之上的。“强资本、弱劳工”的现状,已经确立了“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原则,这是劳动法学界达成的基本共识。
    国际上通行的劳动关系调整模式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劳动基准法调整全部劳动关系、集体合同调整集体劳动关系、劳动合同调整个别劳动关系。
    当前,我国企业形式和劳动关系日趋多样化,劳动用工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劳动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频繁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对构建和谐社会也造成不利的影响,尤其是深圳富士康“连环跳”事件所暴露出的深层次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当然,任何权利的保护都要依赖于权利主体自身的觉醒和制度的健全,以及人们普遍意识的提高。因此,我们在此大声疾呼:关爱劳动者,维护劳动者权益,是全社会每一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
    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和法制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趋势应当从行政约束向法律调整转变。随着《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相继出台,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淀后,一种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更加重视劳动者权益保护、更加促使劳动者基本利益实现的社会主义新型劳动关系开始出现,劳动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建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增强劳动者对企业的认同感和责任感,也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和谐的劳动关系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和谐的劳动关系是建立在保障劳动者个人劳动权基础之上的。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劲动力。如何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营造和谐劳动关系,建设和谐社会是值得思考并研究的大问题。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新春团拜会上提出“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五一劳动节之际强调“让劳动者体面就业”。“国人活得有尊严,劳动者体面就业”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从理论上讲,研究社会保障问题的国内外专著和论文很多,近年来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进展,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提供了较充分的理论依据。其中,法律界人士在国家劳动保障立法领域所作出的卓有成效的贡献,也进一步推动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一、劳动者权益保护与劳动基准的高低问题

    劳动不仅是公民获得财富的最基本途径,而且是公民实现自我价值和自我完善的基本途径。因此,劳动权是公民生存和发展权中的重要内容,属于基本人权的范畴,包括工作权、休息权、劳动报酬权、职业安全权和社会保障权。这些权利都有一个共同的功能,就是保障劳动者的生存和生活。
    为了生存与发展,为了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应当全力维护生活在社会最基层的普通劳动者的基本利益,特别是维护提供简单劳动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提高劳动报酬,推行工资倍增计划,不断拓宽社会生产生活实践的范围和层次,最终实现劳动者体面就业,充分行使人格尊严与自由权利。
    诚然,我国需要建立起一套以保护弱者权益为目标的控权机制,以促使政府以公权力的方式保障劳动者的生存底线。国外资本看中我国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动力成本低廉。因此,有些学者强调通过提高劳动标准的方法来保障劳动者的利益。现阶段普遍争论的焦点是我国的基准法水平是高还是低。
    中国人民大学常凯教授认为:“在私有制的企业中,劳动关系即是劳资关系,具有明显的阶级关系的性质……而劳资关系法制化的实质,即是通过法律来维护、保障和实现劳动者的权利。无视劳资矛盾的客观存在或对于这一矛盾采用放任主义政策,其实质只能是偏袒和纵容资产所有者,其结果只能是激化劳资矛盾,并造成劳动者的自发反抗。”因此,常凯主张“国家对劳动关系的干预,应贯穿于劳动关系运行的全过程”。
    华东政法大学董保华教授认为,中国的劳动标准部分虚高,但并未执行好,应当将重点放在执法上。劳动基准法是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底线,国家以公权力的方式进行维护。劳动基准线提高,必然加大公权力介入的范围,也会压缩劳动关系的协商空间,使其他两个层次的调整模式弱化,因此董保华认为不宜提倡公权力的全面介入,提出低标准、广覆盖、严执法的立法思路。
    由于常凯和董保华教授分别被冠以‘劳方代表’和‘资方代表’的刺激头衔,两位学者之间关于劳动基准的讨论也逐步演变为对劳动合同立法的争论,原来个别、零星的讨论也演变成了一场广泛的社会大讨论。期间,不同利益集团的激烈博弈尽显其中。这场劳动基准的高低之争以及随后引发的对《劳动合同法》的评价之争,很快被媒体炒作为劳资博弈的“南北之争”,并贯穿于各部劳动保障立法的讨论之中。

    二、劳动者权益保护与用人单位利益保护问题

    立法宗旨最集中体现了一部法律的基本价值判断,《劳动合同法》最终以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作为立法宗旨。在劳动合同立法过程中,法学界曾出现了所谓的“双保护”和“单保护”之争。“单保护”是指“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双保护”是指“保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合法权益”。
    所谓“双保护”认为,《劳动合同法》一是保护劳动者,二是保护用人单位。保护了用人单位也就是保护了劳动者,用人单位的权益无法保障,劳动者的最终权益也无法保障。劳动关系的和谐是劳资双方的和谐,两者缺一不可。如果一味强调保护劳动者利益而忽视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劳动立法的调整就会矫枉过正,重点保护也就失去了平等、公平的正义基础。
    所谓“单保护”观点多见于劳动法学研究者,最主要的代表是王全兴。他认为:任何一部法律或一个法律部门,对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各方当事人都会保护其合法权益,但在立法目的条款中有的作“双保护”表述,有的作“单保护”表述。劳动法基于劳动关系中劳动者是相对弱者的假设,在保护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偏重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故立法目的条款中作“单保护”表述;民法基于平等主体的假设,对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给予平等保护,故立法目的条款中作“双保护”表述。
    在现实中,《劳动合同法》在规范个别劳动关系时,所谓的当事人双方是平等的主体的假设并不存在。《劳动合同法》以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作为立法宗旨,并非仅仅保护劳动者而不保护用人单位,而在于追求一种实质上相对平等的关系。在目前情况下,因为劳动者相对于用人单位来说经常处于弱势地位,劳动立法才倾向于对其进行重点保护。“单保护”与“双保护”的争论其实可以统一于“倾斜保护”这一立法主旨之下,这是一种较为传统也并无争议的认识。劳动合同立法中,倾斜保护一方面强调对弱势劳动者的保护,对失衡的社会关系作出矫正,缓解实质意义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在立法时,在利益的分配上限定于“倾斜”,给当事人的协商留出足够的余地。只有双方的利益在实质上适度平衡、权利和义务适当对等,才能营造和谐的劳动关系。
    我国《劳动合同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全面调整劳动关系的一部重要法律,对于规范用人单位的用工行为,更好地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劳动者权益保护与促进就业问题

    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就业问题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就业,对每一个劳动者来说,是他们赖以生存、融入社会、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手段,也是他们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条件。因此,就业是基本的人权,是第一位的民生之本。从经济学意义来看,就业关系到劳动力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结合,是生产力发展的基本保证;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就业关系到亿万劳动者及其家庭的切身利益,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就业也是安国之策。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实现社会就业比较充分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九大目标任务之一,就业工作已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
    目前,国际社会对政府必须承担促进就业和治理失业的主要责任已形成共识,促进就业普遍成为各国政府施政纲领的重要内容,甚至成为政党竞选的重要砝码。伴随着就业问题的日渐突出和就业工作的日渐重要,促进就业立法已成为世界各国促进就业最普遍最重要的手段。当然,立法模式根据各国法律体系和立法传统也是有所不同的。有的国家把促进就业的内容进行专门立法,有的国家通过分散立法,把促进就业的具体内容分别纳入不同的专项立法中。各国的实践证明,立法对促进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
    回顾世界劳动法的历史,就业促进立法一直是近代和现代劳动保障立法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并成为世界各国促进就业的重要举措。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来实现,促进就业也要在劳动力市场这一平台上来完成。建立和完善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促进就业立法应当遵循“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就业机制,方能切实保障劳动者的择业自主权、创业自主权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主权。
    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大国,就业问题十分突出。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完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等,失业问题将日趋严重。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范围内就业岗位的增加速度,远远赶不上经济本身的增长速度、扩张速度,就业岗位正在成为最稀缺的资源。当经济增长与就业岗位增长不同步甚至呈反比时,劳动力与岗位的分离就会愈演愈烈。
    就业问题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之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格局将长期存在,就业形势之严峻、就业压力之巨大可想而知。因此,通过法制化的手段确立促进就业工作的地位和作用,要求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促进经济发展同扩大就业相协调,成为我国做好促进就业工作、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和重要内容。
    就业促进是国家采取的帮助公民实现劳动就业的一系列措施的总称。减少失业、促进就业是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的目标。各国政府在就业促进中的责任包括:尽力降低社会的失业率,尽量达到充分就业;通过监督与干预,建立公平竞争的就业环境;扶助特殊社会群体就业,对失业者给予救济;建立公共就业介绍体制,为社会成员免费提供有效的就业服务。如果说充分就业讲的是就业的数量,体面就业讲的就是就业的质量。
    我国《就业促进法》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1)它明确地确立了就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确定了政府在促进就业中负有重要的职责;(2)在这部法里明确地树立了一面旗帜——公平就业,反就业歧视;(3)这部法律为促进就业建立了一整套的工作体系,这个工作体系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确认下来,安排下来,以保证就业形成长效机制,现有的政策、资金安排都能够持续下去;(4)《就业促进法》还为我们搞好就业服务、搞好就业援助,解决老百姓就业的一系列具体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解决好就业问题,《就业促进法》为我们解决好就业问题提供了法律保障。我国《就业促进法》可以说是一部民生之法,和谐之法。之所以说是民生之法,是因为就业是民生之本,关系到我们所有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关系到他们的生存、发展、价值实现,甚至包括他们后代的希望;之所以说是和谐之法,是因为贯彻好实施好《就业促进法》,对于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促进社会各阶层的和谐,促使全社会形成一个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都会起到重大的作用。

    四、劳动者权益保护与就业歧视问题

    反歧视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伴随着公民权利运动蓬勃发展出现的一个新的法律部门。人权法经历了从最初的强调保护个人的生命、自由与财产权利,到现在全面保护个人的人格尊严、平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发展变化。
    歧视滋生社会的紧张、排斥和对立。反歧视法是消除这些不和谐社会因素,并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创造平等机会的法律保障。近几年来,因性别、身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等因素产生的就业歧视和工资分配不平等是舆论关注的焦点。我国由于长期受男尊女卑、编制内、编制外、固定工、合同工、聘用工、临时工、劳务派遣工等用工机制的影响,造成同工不同酬的现象相当普遍。具统计,女性与男性在同一行业的工资差异的88%是由歧视等不可解释的因素引起的。
    目前中国存在的就业歧视可以分为两个大类:一类是制度性歧视,一类是非制度性歧视。制度性歧视主要是在国有和集体企业的职工面临所谓的体制内、体制外问题而实行差别待遇。非制度性歧视,集中表现为:年龄歧视、身高歧视、血型歧视、姓氏歧视、容貌歧视、对刑满释放人员和解除教养人员的歧视、性别歧视、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歧视等等,举不胜举。
    这些歧视现象的产生与我国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反歧视立法的缺失密不可分。我国立法针对就业歧视的条款过于原则,并且缺少司法救济的途径,使得我国现有的反歧视规定形同虚设。当前,就业歧视是中国构筑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障碍之一,亟待解决的是我国应当尽快制定反就业歧视方面的专门法律法规,详细规定就业歧视的界定、种类、法律责任等问题,同时成立类似美国就业平等委员会之类的机构,专门负责公平就业方面的管理,并且可以代表受歧视的劳动者提出公益诉讼,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
    日本《男女雇佣机会平等法》在法律责任的规定上,受到学界严厉的批评。尤其是1985年的法律没有规定任何法律责任,也没有赋予受害者依据该法起诉的权利,因此该法受到日本的著名学者花见忠教授尖税的批评:“好的说法,它是没有牙齿;而从坏的方面说,它就只是一个笑话。”

    五、劳动者权益保护与社会保险问题

    社会保障是与市场经济伴生的一项制度,旨在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进步,这一点与法治国家社会正义的目标是一致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和实施,必须借助于法治国家之下的法律制度化。也惟有社会保障法制化,才能促使并保障社会保障制度有效地运行。
    社会保障体系是再分配的一个重要机制,是社会稳定的一个“安全阀”,是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一道安全网。社会保障是以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形式为暂时或者永久丧失劳动能力、失去工作机会的社会成员提供物质帮助,以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一种社会制度。劳动者作为和谐社会构建的主体和主要利益维护者,应当获取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弱势群体更不例外。从我国实际出发,既要逐步扩大保障的覆盖面,又要合理确定保障水平,逐步实现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具体来说,就是要继续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解决好劳动者的社会保障问题,解决好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维护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现正处于初创阶段,随着改革的深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当务之急需要先制定一部社会保险法。在目前条件下,推进社会保险立法,还只能实现有限的目标。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再逐步解决保障水平低、标准待遇不公平等问题。只要能够把社会保险的基本制度、基本权利义务和推进方向通过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就是一大进步。
    当然,社会保险法是社会领域的一个标志性立法,不论从保民生、保稳定的当前需要来看,还是从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比重的长远战略考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喜的是制定社会保险法,已经列入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立法草案已经多次公开征求意见,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目前正在审议。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实施社会保障制度必须纳入法制化轨道。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有:(1)现行几个险种的覆盖面都不够广泛,尤其是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2)同一性质的社会保险,不同对象有不同的保险办法,待遇差别较大,权利享有受限。(3)政府的社会保险职能、保障职能较为分散,需要有效统筹和协调。(4)规范的财政保障机制尚未形成。 
    研究社会保障法,必须对社会保障法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因此,有必要对社会保障法的最基本理论进行研究,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研究开辟道路,促进社会保障立法不断完善,使我国的社会保障实践真正能够以法律为依托,以法律为保障。

    六、劳动者权益保护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

    海峡西岸经济区,是一个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综合性概念,总的目标任务是“对外开放、协调发展、全面繁荣”,基本要求是经济一体化、投资贸易自由化、宏观政策统一化、产业高级化、区域城镇化、社会文明化。
    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应当从政策层面提高到法律层面,通过对“海西经济区”战略实施所制定的产业、财政税收、金融、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对外贸易等政策的法制化,为实现“海西经济区”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还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海西经济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最终都要靠劳动者的辛勤付出,靠人才去实现。所以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维护劳动者权益,完善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着力改善民生,营造和谐劳动关系,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更有效地促进“海西经济区”又好又快发展。
    让我们热情欢迎来自两岸四地的实务界精英和学术界知名人士!衷心祝愿本界海峡法学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作者单位: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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