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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评析

案例评析

江某诉福州市公安局G分局二审代理词
发布日期:2008-03-11 信息来源:管理员 作者:
      案情简介:江某在酒吧打工过程中遇到公安机关检查,被怀疑吸食k粉,公安机关在简单调查后,没有充分证据和严格程序就对其进行处罚,特别是在证据方面没有经过专业血液鉴定,仅凭尿检初筛阳性就认定吸食k粉。同时在程序上没有依法进行听证,直接作出处罚。江某不服,提出行政诉讼,一审法院却予以维持。经律师全面充分地辩护,二审法院作出改判,撤销了对当事人的行政处罚。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福建省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受本案上诉人委托指派李海亮律师担任本案的诉讼代理人,依法参加本案的诉讼活动,现依据事实和法律提出如下代理意见,供合议庭评议时参考。
      一、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实施的行政处罚行为,其行政程序严重违反《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剥夺了上诉人在行政程序中依法享有的听证权,严重损害了上诉人依法享有的重要权利,其处罚决定当然无效,依法应予以撤销。
      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8条规定:“处以二千元以上罚款的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第100条规定:“违法嫌疑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公安机关告知后三日内提出申请。”本案上诉人被处以二千元罚款及治安拘留,显然依法享有听证权。
      被上诉人所举的证据表明,被上诉人在行政程序中对上诉人享有的陈述权、申辩权以及听证权进行了告知,上诉人在告知笔录上签名并放弃了陈述和申辩,但上诉人并没有明确表示放弃听证,公安办案人员也没有问上诉人:“你是否申请举行听证?”上诉人也没有说过:“我不申请”之类的话。在上诉人没有当即表示的情况下,依法其享有在三天之内决定是否提出听证的选择权利。但被上诉人在当天就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这显然是剥夺了上诉人依法享有的重要权利。
      被上诉人在行政处罚程序中,一方面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听证权并有在被告知后三日内提出的权利;另一方面又于告知当日立即作出了处罚决定,并于当日对上诉人执行了行政拘留。
      庭审中被上诉人认为按照公安部统一制作的告知笔录格式,在问完“对上述告知事项,你是否提出陈述和申辩?”之后就结束了整个笔录的行为是合法的,认为在最后的陈述和申辩中包含了申请听证,因此不必再另外单独提出“你是否申请举行听证”的发问。然而,根据2006年公安部颁布的最新法律文书《关于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范本》明确规定:在问完“对上述告知事项,你是否提出陈述和申辩?”之后必需再单独问“你是否申请举行听证?”,可见整个告知笔录是在被告知人对听证权单独回答之后才结束的。众所周知陈述权、申辩权和听证权是当事人依法享有的不同的合法权利,绝不能以陈述权、申辩权涵盖听证权。
      综上,被上诉人严重违反了《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剥夺了当事人的听证权利,由此作出的处罚决定显然是在行政程序严重违法的状态下作出的,依法应予以撤销。
      二、被上诉人作出的“公决字第20060709号行政处罚决定”存在主要证据不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重大瑕疵。一审判决在采信证据、认定事实方面存在严重问题。
      1、被上诉人用以证明上诉人吸食毒品的主要证据严重不足。
      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举证证明上诉人吸食毒品的证据主要有讯问笔录、检查笔录和检验报告单,但是这些证据存在以下问题:(1)当事人的讯问笔录证明上诉人并没有吸食毒品,只能证明上诉人在酒吧上班做服务生。(2)检验笔录只能证明公安机关对酒吧现场进行了检查,并发现了“怀疑是‘K粉’白色粉末”,并不能证明发现了“K粉”(因公安机关并未对白色粉末进行鉴定),更不能证明上诉人与上诉检查现场发现的“白色粉末”有任何关系。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表述是:该人吸食毒品时被当场抓获。而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吸食毒品,更谈不上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被当场抓获。(3)检验报告单中凭尿检呈阳性的检测结果显然不能认定当事人吸食了“K粉”。因为被检测人尿样呈阳性也可能由其他原因引起,要证明当事人吸毒,还需要结合违法嫌疑人供述以及其他人证证言的指认等材料综合分析,必要时还需进行血液检测分析。但本案被上诉人的证据显示,当事人本人陈述没有吸毒,也没有任何一位其他人员证实上诉人确实吸食毒品,更为重要的是被上诉人并没有进一步提供检测或鉴定去排除尿检呈阳性由其他原因引起的可能性。可见,本案中的“检验报告单”是一个并不具有直接证明力的孤证,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人民法院仅利用这样一份作为间接证据的孤证来认定上诉人吸食毒品都是错误的。
      2、被上诉人所举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要求,其“检验报告单”不具有证明效力。
《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第十四条规定:“……被告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行政程序中采用的鉴定结论,应当载明委托人和委托鉴定的事项、向鉴定部门提交相关材料、鉴定的依据和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鉴定部门和鉴定人资格的说明,并应有鉴定人的签名和鉴定部门的盖章。通过分析获得的鉴定结论,应当说明分析过程。”既然被上诉人将检验报告单作为证据形式之一的鉴定结论提供给法院,就必须符合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要求,但是,被上诉人提供的“鉴定结论”既没有委托鉴定的事项,也看不出向鉴定部门提交了什么相关材料,既看不出鉴定依据也不知道使用何种科学技术手段进行检测,如果其结论是通过分析获得的,也应该提供分析过程。除此之外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鉴定部门和鉴定人资格的说明都存在严重问题,庭审中被上诉人辩解鉴定部门即福州地区依赖性药品检测中心为社会公认的鉴定机构,具有社会权威性,而被上诉人仅仅提供了福州市禁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1995年4月4日作出的一份“关于同意成立福州地区依赖性药品检测中心的批复”,充其量可以作为该中心成立的初衷和背景资料来源,并不足以证明鉴定部门和鉴定人依法享有法定鉴定资格。由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检验报告单”并不是一个符合法定要求的证据,其不具有证明效力。
      3、被上诉人的行政处罚行为存在程序上的重大瑕疵。
      (1)被上诉人立案之后无固定的案件承办人员。2006年7月1日受案登记表上写明的两位安泰派出所的办案人员严某和翁某,在本案被上诉人提供的询问笔录中这两位办案人员的姓名仅有翁某出现过两次,更不用说在同一份笔录中同时出现这两份办案人员的姓名,剩余的笔录均由无权办理本案的其他人员进行调查取证。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调查案件的主体必须是负责办理行政案件的人民警察,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对行政案件进行调查,讯问违法嫌疑人更不能例外。讯问违法嫌疑人必须由办案人员进行”的规定,讯问本案的违法嫌疑人即上诉人必须由两名或两名以上本案的办案人员进行。同时本案存在如此不确定的办案人员,当事人的申请回避的权利将如何得以保障?因此治安管理调查作出的笔录作为证据来源存在着重大瑕疵。
      (2)被告经集体研究作出被诉的公决字第20060709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参加研究人员意见一栏中却没有参加人员的亲笔签名,这不得不令人怀疑其集体研究事实的真实性。
      4、被上诉人适用的法律依据不存在。
      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表明被上诉人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2条第3款之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2条根本就不存在第三款。庭审中,被上诉人辩解为是笔误,原因是当时违法嫌疑人太多,工作量太大,由于时间紧迫造成失误是正常的。这样的解释不得不令我们对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公正性持怀疑态度。不论被上诉人以何种理由解释处罚行为法律依据的出处,本案被诉的法律依据仍然是不存在的。
      5、一审判决采信证据、认定事实严重不当。
本案被上诉人所举证据存在重大瑕疵,按《行政诉讼法》及《证据规则》的要求,均不能成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但一审判决却忽视了被上诉人所举证据存在的问题,错误的加以采信。
      (1)检查笔录与本案事实在关联性方面存在问题,该检查笔录最多能证明公安机关在2006年7月1日对当事人工作的某音乐俱乐部进行了检查,证明在现场发现了可能是K粉的白色粉末。除此之外,并不能证明与当事人有任何关系。
      (2)检验报告单不仅在证据形式和内容上不符合法定要求,而且按照“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要求,公安机关必须提交可能导致上诉人尿检呈阳性的其他可能性均排除的相关证据,否则法院就不能直接作为定案证据而采信。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而简单的采信,就可能导致冤假错案。
      (3)关于上诉人在笔录中对尿检呈阳性不持异议的陈述。一审判决对此没有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首先,上诉人对尿检结果不持异议并不等于他承认自己吸食毒品,二者之间不能划等号。其次,上诉人在得知尿检呈阳性后立即向公安机关提交了2006年6月29日因重感冒而在福州某诊所买药的处方,以表明也许是服用了相关药物而导致尿检呈阳性,公安机关应立即对此进行取证并委托鉴定,以证明或排除这种可能性,但被上诉人却非常随意的提供了一份并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说明文件,显然该文件不具有任何证明效力。庭审中被上诉人辩解理由仍是时间紧迫。虽然一审判决对这份证据并未采信,但对存在严重问题的部分证据却错误的加以采信,这必然导致对本案事实的错误认定。
      三、一审判决没有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的相关规定:即“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标准作出公正判决,而是擅自降低标准:即“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事实认定基本清楚,证据基本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这种完全改变法律认定标准的审理活动,必然导致判决失去公正性。
      《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是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认定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最终的和基本标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标准,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其确定的标准审理案件,而无权自设或降低标准,否则就是违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非常明确,行政行为被认定合法、判决维持的必须符合:“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的要求。同时又规定: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可见,第54条将”证据确凿“作为人民法院判决维持行政行为的三个必要条件之一。
      现行《行政诉讼法》审理行政案件的证明标准显然不是“事实认定基本清楚,证据基本充分”,而是“证据确凿”。何谓“证据确凿”?根据《行政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要达到“证据确凿”的要求,至少要符合以下四点:(1)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清属实;(2)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加以证明;(3)证据与证据之间已形成一个证据链,彼此之间都能相互印证,证据与证据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4)对案件事实的证明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
      用上述标准和条件去衡量本案被上诉人的行政证据状态,不仅难以符合“证据确凿”的标准,甚至连“证据充分”的条件都无法满足。如上述第二部分所述,被上诉人用以证明上诉人存在吸毒的证据,不仅没有形成一个完整有效的证据链,证据之间不能互相印证,相互之间存在的矛盾没有得到合理排除,而且并没有查清其他导致“阳性”的可能性,其结论并不是唯一的。在这样的证据状态下,一审判决难以得出“证据确凿”的认定。只好勉强使用了“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充分”词语。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事实的勉强态度和矛盾心理,恰恰反映出本案证据方面的严重瑕疵。在此情况下,上诉人本应得到一个公正的审理结果,但一审判决却不负责地`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完全没有考虑本案证据上、程序上存在的重大问题。
      在此,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公正审理,依法作出正确判决,维护上诉人的合法利益。

      此致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辩护人:福建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
李海亮律师        
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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