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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西岸经济区纠纷解决中心建设问题研究
发布日期:2010-11-18 信息来源:管理员 作者:陈慰星 / 林 琛

    大陆吸引台商投资的历程变迁,已经从前期的引资阶段过度到了“留资”的后发展阶段。从台资企业的整体迁移可以看出,一个区域能否吸引台资最终还是取决于区域内企业集群的容纳与软环境构建,这需要在投资空间内发展强力的支撑基础结构。富士康在“十二连跳”事件之后的搬迁事实表明:影响当下台资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区域内的良好纠纷解决机制建立,才能够有效因应投资诸争端,化解企业运营的现实障碍。在这个意义上,后ECFA时代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也将不能仅仅停留在经济投资政策方面的普惠与落实,而应该同时注重区域纠纷解决中心的有效建构。
    一、区位能理论及其在纠纷解决中的运用机理
    从世界各国成熟的经济一体化区域的经验来看,在一体化区域寻找到承担某种区域经济职能的优势区域,是充分实现该职能的现实选择。规模效应的原理,解释了这种优势区域能够通过其边际效用最大化,充分形成区域特殊职能优势,证明了在某一区域存在一个而非数个竞争性的职能中心,有利于承担这一经济职能的区域获得分工溢出效益,进而实现该区域比较优势的强势自我增强。这一发展事实,实际上就是源于经济地理学的区位能理论所指出的在区位优势地域存在着高度富集某种资源的“极点”,该极点具备自我强化的优势,并可以通过对外部存在吸引力的强度来刻画,即通过区位选择来识别一个地方对于主体产生的引力能量强度。其机理在于,区位选择主体选择某地方的原因则是该地方的区位比其他地方更有吸引力,其前提是分析各个地方因其区位而对区位选择主体所具有的吸引力大小。
    纠纷解决同样存在这种区位能现象。由于纠纷各方在宪法层面存在着所谓的程序选择权,这就意味着因为参与主体的主体性,可以决定选择纠纷解决的机制以及附设与机制中的所在地域。其中,可置信的解纷区位能表现为纠纷裁判者与纠纷各方的关系位置远近,会带来解纷观感上的中立评价和认同问题;其可实践的区位能体现为纠纷管辖地及其负载的优势资源,对于解纷的具体效能。海峡两岸经贸纠纷解决的区位能,体现为如何遴选解纷区位优势地区,并有效地实现该极点所富集的解纷资源效用最大化。
    二、确立海西经济区解纷中心的效应与优势分析
    (一)确立海西经济区解纷中心的通用效应
    在进行特定区域论述之前,确立海西经济区解纷中心具有通用的正面效应,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促进纠纷解决的一体化效应。不可否认,即使是在一个法域中,作为地方性的司法同样可能存在着差异性的法律适用,而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法律本身,再加上诸多的地方性政策影响,可能产生不同的纠纷解决效果。如果再行考虑台商投资纠纷并不均采用诉讼方式予以解决,而是广泛施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在吸纳了当事人的解纷合意之后,往往会呈现更多样态的解纷结果。而这样的多元解纷结果可能会影响到投资台商群体意义上的观感。而如果能够将海西经济纠纷统一吸纳到特定的中心,则自然可以更容易获得一体化的解纷结果,实现平等性解纷的公众认知,进而还可以通过解纷的示范效应,促成台商群体对于海西投资秩序的统一预期。
    2、促进纠纷解决的专业化聚集。海西经济因其特殊性,会使得因此而产生的纠纷也具有相应的个性成因。对其有效的化解,并不是简单地一体遵循既定成文法律就能够完成的,而是需要考量其背后复杂交织的“五缘”因素。因此,这决定了海西区域纠纷解决可能需要植入更多专业性的对待,从背景性的解纷知识积累,到对象性的差别解纷技术运用,再到因应于不同区域的地方政策变动等软法适用,无一不对解纷提出了专业化的挑战。统一且专门的解纷中心,能够很好地满足这样的知识积累,培养具备较好解纷技术训练的裁判调处人员,完成所需地方的政策软法识别。
    3、促进案件化解的定向流动。由于投资的地域性特点,对于外来投资人而言,势必心存对东道地解纷系统的信任担忧。从国际实践来看,这一问题往往是通过约定第三地司法机关或者中立解纷机构来解决。考虑到两岸当下司法协助尚处停滞的现状以及纠纷解决的便捷性和成本问题,塑造一个区域纠纷解决中心,能够较好地引导案件向解纷中心作定向流动,令当事人存在目标预期。当然,针对一个特定的区域解纷中心,也更容易实现其中立性的打造。而作为外来投资人的台商,也更容易通过台商协会等NGO或者是台办等行政机构来实现对解纷中心客观中立的把关。
    (二)确立厦门作为海西经济区解纷中心的置信优势
    1、机制完善区位能
    从ICSID到WTO多边经贸争端解决机制的变迁,为海峡两岸经贸纠纷解决机制提供可资借鉴的范式。为了使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关于投资争端解决的非政治化,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所提供的解决方法主要有调解与仲裁两种,这基本上为多边经贸争端解决确立了解纷机制的框架;关于WTO争端解决规定及程序谅解确立了一套较为统一的争端解决机制,该机制在程序方面引入了强制性的双边协商、选择性的调停、斡旋及仲裁等,也延伸了采用非司法方式解决多边经贸纠纷机制类型。而关于外国经贸者与东道国间强制性仲裁的研究表明,海西投资纠纷解决存在采用仲裁的较大可能性。台湾地区的调查显示,民众对司法只有相当低度的信任,避法免讼依旧是台商的一种行为自觉,这也证明了寻求非讼化的仲裁解纷能够因应台商的解纷诉求。
    就仲裁机构的准备情况,对比海西经济区的厦门、福州、泉州、温州和汕头五个主要仲裁中心,厦门仲裁委员会成立十一年多来共受理案件四千余件(见下述厦门仲裁委受案情况表),案件标的总额逾四十五亿人民币,在这五家仲裁机构中名列前茅。从目前的积累来看,厦门仲裁委最有可能在整个海峡西岸区,率先建设成为区域性的仲裁中心。其中,厦门仲裁委物流仲裁中心是全国成立的首家专业物流仲裁中心,能够很好地对接日益频繁的ECFA物流发展;而作为全国前十位的仲裁机构,是整个海西区域中设立最终也是规模最大的机构,具备有拓展为区域专业性中心仲裁机构的能力。
    2、人才保障区位能
    与新经济地理学派不同的是,内生增长理论学派将知识和技术看作是城市群形成的重要内生动力。布瑞兹和克鲁格曼认为,边干边学和地方化知识是集聚力的来源,亨德森和王使用1996—2000年全世界超过100000个都市区的数据,将都市区增长与一国范围内教育程度结合起来研究了城市增长问题,随着一个国家受教育水平的上升,城市规模分布将递增扩散。将这一理论推演到海西经济区,意味着能够提供最为充沛的法律人才供给的区域,将成为整个经济区纠纷解决的高地。
    就这一指标分析,厦门目前拥有整个海峡西岸经济区最为完备也是最为重要的法学教育体系,其依托厦门大学法学院从本科到博士的完整学历教育,密集了目前全区域乃至于全国最领先的国际经济法研究专才,同时也成为了区域内执业律师数量最多的城市。这样丰沛的法律人才储备,将为整个海西经济区,特别是涉台经济事务纠纷的解决,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保障。
    3.法律供给区位能
    另外,还有一个隐藏的考虑在于。作为解纷主体的法律人才对于纠纷解决的规范的贡献甚至于补强作用。法律分层理论,揭示了海峡两岸经贸纠纷解决具有纵向的向上法律适用性,即面对更为规范和大型的投资纠纷,纠纷各方会更频繁地动用司法制度。但由于国内经贸法律却缺乏横向匹配的程序法律,这会形成解纷过程中,程序性规范法律供给不足和政策性大文字法替代适用的局面。这就造成了纠纷解决的程序规范和实体规范不够匹配的差异性法律冲突。在这个意义上,地方性的立法供给对于海西纠纷的规范化解决,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补充。对比于周边城市,厦门市对于台商立法形成了较好的前期积累和立法重视。立法实证数据表明:在全国地方与台商投资相关法规中,厦门出台比例就高达14.8%。
    以“台商投资”为关键词做全文检索,全国共出台地方性法规共469部,其中,福建省总共立法为157部,居全国之首为33.48%,我们遴选了全国吸收台商投资总额、台资企业注册总数、实际利用台资最多的六个省份作为对比,来进行比较考察,具体数据如下:
    其中,福建省政府以及主要厅级地方政府的立法情况如下:
    上述数据表明,从地方对于涉台立法的重视情况以及前期的法律储备情况来看,厦门在海西中心城市中具有明显的优势。通过进一步的法条分析可知,厦门的立法涵盖了经济、民事、文化、行政等诸多方面,法条所涉内容储备具有相对的完备性。
    三、海西经济区的自我增强与运作模式
    借助学者的所进行的“大陆台商投资地区的空间关联性”实证分析,按5%的显著性水平,会出现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典型的H-H(高—高)型聚集点,即自身属性值高、邻近城市综合属性值高的增强联动区域。这种通过中心城市来实现对于区域的整体带同,也是中央大力推行海西经济区建设的用意所在。而处于转型经济的制度背景下,其转型早期往往是借助于政府采用直接的方式影响区域内的企业和居民的空间行为,由政府占据主导地位。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渐完善,政府与微观主体的直接联系会越来越弱,更多地体现为间接联系。在这个发展进程中,需要有效地建构起区域内企业与居民的自组织系统,以遵循市场经济系统的规律以及地方秩序规范。在这个意义上,渐次摆脱带有政治色彩的地方司法力量而走向引入当事人合意并且具有强规范性的仲裁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不单纯只是务实地出于因应两岸现状的政治考量,更是确保海西经济区的长远良性发展的考量。
    在这个意义上,植入了以仲裁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为主导的解纷机制之后的海西经济区法律中心的构建,将是确保上述区域自组织系统得以有效维系和稳固壮大的基础。正如克鲁格曼所揭示的:“一个区位的有利方面,……普遍起着催化作用。当新的中心出现时,它便会存在于那里;而如果新的中心已经建立后,则将会通过自我强化过程来成长。”按照这一逻辑,则建构海西经济区纠纷解决中心将不仅停留在初始阶段的纠纷解决功能设定上,而是可以着眼于更为长远的通过解纷中心来实现微观个体之间的自治关系强化和成长的目标。
    在现代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借助法律代码来实现系统的整合和对生活世界的宰制”纠纷解决机制内涵的法律代码这一事实,同样指向海西经济区纠纷解决中心也是依托适法性性的纠纷解决,去促成区域内政治经济系统的整合。上述的区域中心自我增强运作,可以透过这一系统予以实现:从海西经济区发展的主体来看,跨越海峡的差异性文化和商业习惯,乃至于不同经济发展愿景与实业观感,强烈地挑战了上述这种整合。而直接适用法律的解纷中心,可以在增强法化秩序的同时,将规范作为“法律施加者的意志”推行于整个区域中,从而摆脱上述差异性的影响,获得整体性的发展,并从中也实现解纷中心的自我强化。在这个意义上,海西经济区的建构就应当从具有解纷功能的中心定位起步。

(作者单位:福建刺桐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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